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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
上海世博会日前闭幕了。与北京奥运一样，上海世博会成为中国上升期国家实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成为中国国家公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世博过后，一个问题提到人们面前：如何延续世博效应？
城市提升：不仅是基建和市民举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恐怕首先要弄清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世博的效应到底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自然是多层面的，因而也就有了提出来加以讨论的必要。
坦率讲，世博会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展示和城市实力的提升虽然重要，但相对而言是比较抽象的，而且也难以量化。人人都知道，如果中国不处于上升期，那么举办世博一定是不可想象的；但至于在世博之后，世博的经验对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还有哪些可延续的作用，恐怕就不是很清楚了。
世博成功举办，比较看得见的效应是在主办城市的市政建设和市民视野和素质的提升上。以上海为例，通过举办世博而带动的潜在基建和经济效应，以及上海市民视野的扩大和文明素质的提升，是一个相对比较可以观察到的指标。
但世博效应若仅止于此，那势必是比较肤浅的，而且也将很快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所覆盖和超越。世博会与两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和即将开始的广州亚运会一样，是一个由上升期的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活动；从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涉及国家之多和之深，以及对主办城市实力的持续要求等方面看，奥运、世博和亚运实际上都涉及到中国国家与城市的内在转型问题。
所谓内在转型，即指不仅是基建、市容、空气质素或市民文明举止等外在特征上的改变，而是对主办国家和城市在涉及制度、观念、行为模式和心灵开放程度等一系列方面的转型；这种转型显然较之前者更为困难，因而在“后世博时代”也就更有必要提出来引起关注。
城市化与社会模式与思维转型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急剧的转型期中。这一转型又可分为三大类：一、从工业化程度上讲，是从传统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型；二、从经济形态讲，是从计划经济向完全市场经济的转型；三、从社会形态上讲，是从高度封闭的威权社会逐步向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的转型。
这三大转型虽然各自的进程与速度有所不同，但却环环相扣，而且都与中国国力的上升同步发生。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这一方面十分符合事物的内在逻辑，因为没有中国国力上升的大背景，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不但不可能成功，而且恐怕就连主办的资格都不会获得。但另一方面，上述三大转型环环相扣而又呈现不同进程的情况，则又给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不少困惑，并提出不少挑战。正视这些困惑和挑战，对于人们思考“后奥运时代”和“后世博时代”的走向将有所帮助。
困惑或挑战之一就是，既然三大转型的进程不完全同步，因此往往会出现观念和制度的转型落后于物质和经济层面转型的现象。具体来说，最近若干年城市化进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实际上是中国在由传统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转型里程上的必经之路。但这一问题涉及的领域，显然已远远超出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的问题，而是嵌入到经济和社会模式的转型，乃至未来政治模式的转型。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欧美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来看，由城市化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人口集中、工业污染、农村人口进城与返乡交织、城市治安恶化、基层工人遭受盘剥、维权运动兴起、贫富分化加剧等），既对城市管治能力的转型提出要求，同时也对社会模式的转型提出要求。但无论是城市管治能力还是社会模式的转型，其前提都首先是人的观念的转型。
很难想象，一个高度封闭的威权社会能产生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但如果社会转型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那么城市化进程产生于一个将退未退的威权社会里，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更重要的是，当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高度积聚之后，究竟是继续用残留的威权社会的手段来处理，还是用开放的公民社会的心态和方式来应对，其对于城市化未来的进程是否顺利，尤其是对于城市化导致的问题是否会被诱发成社会乃至政治稳定问题，将至关重要。
重视制度建设和心灵开放
从表面上看，用威权手段处理城市化带来的问题，短期内能带来看得见的成效；尤其是在主办大型国际活动时，街道干净了，小贩被赶走了，一如家里原先脏乱的客厅，客人到访前突击收拾干净，但已成年子女的用品在未经其同意之下，被父母移走或没收，子女的权利受到损害，很可能在客人走后酝酿一场家庭风暴。面对权利意识高涨的子女，父母若仍停留在老一代“子必顺父”的意识里，那长期的冲突就很难避免，甚至难保儿子不会离家出走，父子情谊从此一刀两断。
用威权方式可以成功主办一次大型国际活动。关键是，客人走后的制度建设和心灵开放恐怕更为重要，这就是国家和城市的内在转型。
